《秋喜》观后感
有人说电影《秋喜》是电影版《潜伏》，有人问导演孙周怎么看这个比较。孙周打了个太极：“两者当然不一样，一个是电视剧，一个是电影。”其实等你看完《秋喜》，你会自然明白，除了谍战背景，两者的精神内核绝对是天差地别：孙周在乎的，不是黑暗谍战中的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百智千谋，而是在革命时代不同信仰背景下的人性冲突。很多人从《秋喜》中看出的是信仰的力量，其实孙周的意图并不止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信仰冲突。不同政治信仰的冲突是明线，暴烈而昭昭在目，但隐藏的人性的光辉却更加永恒。这种人性的冲突与挣扎，通过郭晓冬饰演的革命地下党晏海清与江一燕扮演的侍女秋喜，体现得格外明显。秋喜有政治信仰吗？先说江一燕饰演的侍女秋喜。我们首先会想知道，秋喜有政治信仰吗？片中她的父亲被国民党以“宁可杀错绝不放过”的精神逮捕杀害，她当然恨国民党的统治，而她喜爱的先生，郭晓冬饰演的晏海清，正是一个信仰共产党的地下党。装着炸药的食盒，是她递出去的；每日她光着脚轻巧的迈上楼梯，可以间或听到先生与夫人的对谈，但片中并没有半点显示她的政治信仰。对旧世界的仇恨，并没有成为秋喜革命自觉的号角，反而更促进了秋喜这个平凡女子对爱与温暖的需要。在革命风云的大时代里，她不想做刘胡兰，她想做的是先生的女人。无论是红花庭院中的赤裸身影，还是冲到先生身边说“爱我吧要我吧”的勇敢行径，演绎的都是一个平凡女子在暴烈的大时代中对最后一点人性的爱与温暖的渴求。她是活在意识形态之外的最普遍、最朴素的人民百姓，无论哪个时代，他们都存在。江一燕的演技，轻灵而又热烈，的确挖掘出了秋喜这一角色的深层力量。如果说秋喜有信仰，毋宁说她信仰的是爱，对先生的爱，对美好新世界的憧憬，对人性永恒不变的美好的向往。晏海清：政治的胜利与人性的自尊，哪个更重要？你能想象浓眉正目、一身憨气的郭晓冬可以演坠入无间幽深地狱、在不同身份与信仰间穿梭的间谍吗？幸亏孙周讲的不是阴谋，电影中的郭晓冬饰演的晏海清，是一位“纯洁者”，他在革命大义的名分下仍坚持保存人性尊严，他不仅仅是一个共产党，一个间谍，更是一个努力保持尊严的“人”。这种设定恰恰与郭晓冬的形象颇为相符，也让这种坚持看起来多了一分可信。信仰的冲突在晏海清与夏惠民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但也恰恰在多次交锋中表明，他们的差别，不仅仅在于信仰的两极差别。一个合格的间谍，会对国民党特务头子说出“共产党也没什么，只不过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会面对主子吩咐枪毙一个共党万般挣扎宁愿自杀抗命吗？这就是晏海清，为了政治的胜利，他可以放弃回北京，继续过着“活死人”般的间谍生涯，可以放弃爱他的女人，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但他不会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在政治的胜利和人性的自尊这两极天平中，他更愿意选择后者。而孙淳扮演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夏惠民，他坚持做一个黑暗的国民党特务，可这是因为信仰吗？他忠实执行国民党的破坏计划、捕杀共产党，可他也知道，国民党早已远离了当初的黄埔理想，他走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比如片中他徘徊一会后，开枪打死了愿意跟他去台湾的情人、粤剧名伶惠红莲，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他丧心病狂了，其实这正是他对黑暗未来的一种失望和毫无信心的表现：他不愿意这个爱自己的女人，再继续陪伴黑暗中的自己。晏海清，河清海晏；夏惠民，惠泽万民。两个人的名字都代表着那个黑暗年代中的美好理想，或许也正是这份理想，让他们先后进入了黄埔军校。两人在黑夜的骑楼下，在昏昏灯火下，高唱起《黄埔校歌》，那一刻他们的信仰是一致的——现实中他们的冲突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信仰分道扬镳，而是因为一个身陷泥潭不能自拔，而另一个即使满身污泥，却坚持住了人性的宝贵自尊。夏惠民说，“我就是觉得你像一个共产党”，在这里，共产党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身份的指代符号，更成为那个黑暗年代中坚持美好、并愿意创造美好的理想的代称。影片的最后，猎猎红旗中，夏惠民跑回来，在海珠大桥炸毁的前一刻，他断了自己的退路，为了再见一次晏海清，或许他就是想再靠近一次，他那黑暗中浸渍已久、已经差不多被遗忘的美好理想与温暖人性。